我一直搞不清楚后现代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曾努力阅读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的著述，但他们留给我的疑问并不少于他们带给我的启发。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只有他们和他们所谈论的几个人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已被认为是一种时代性的、跨地区的文化思想潮流了呢？每当我向西方诗人、作家询问何谓后现代主义，他们往往一笑了之，通常的回答是：“咱们最好别谈这个问题。”
1996年11月，我恰好在加拿大萨斯卡钦温省的萨斯卡图市赶上了萨省作协的年会。照惯例，作协邀请一位加拿大知名作家做纪念演讲。这次演讲的是温哥华简约派诗人、导演、制片人帕特里克·弗里森。他演讲的题目是《颈静脉音乐》。在去饭店听演讲的路上，我的临时房东、诗人梯姆·柳本有点神秘地告诉我，弗里森将发表一个激烈的演讲，可能像一次轰炸。那天晚上，弗里森面对70多位作家、诗人精神饱满地对理论化的写作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种族、性别，以及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如果被包含在一部大诗之中，那很好。但如果它们要对诗人或读者下命令‘开步走’，就让它们见鬼去。理论变成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是杀手。反抗理论吗？绝对正确。”
弗里森的演讲使我想起1996年秋天我曾向来访的法国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主席昂利·德吕请教的一个问题：“法国诗人在干什么？”德吕说，法国诗人们在反对知识。他所说的“反对知识”，并非指反对人类全部的知识文明，而是指反对现成的、堕性的文学和哲学理论。我想这其中定然包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而法国，至少是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之一。
弗里森的演讲引起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在他演讲之后我问他：“理论是否已经妨碍了加拿大的文学写作？”他说：“当然，这已经成为一场灾难。理论家们害怕丢掉大学里的饭碗，而诗人、作家们按照理论套路写作，结果丧失了应有的创造力、激情、敏感、简洁、使人震撼的力量。”有鉴于此，弗里森的演讲本身带有强烈的反理论色彩：不求理论背景，不求系统，不求一致性，而宁可偏颇以求真知灼见。但由于他以激情和诗人的直觉来阐发问题，他的演讲便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巨大的可资讨论的空间。
第二天下午，梯姆·柳本约了几位诗人、作家到他家小聚。3点来钟，大胖子诗人、小说家、教授约翰·克拉克；诗人、出版家斯蒂芬·史密斯；女权主义者希尔维亚·莱格利斯；漂亮的青年女诗人托妮亚·君沃德森－克拉森便前后到来。大家由于我的缘故谈了一会儿中国诗歌与中国诗人之后，便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到了前一天弗里森的演讲和后现代主义上。
大家都赞同诗歌应以激情为起点，但理论同样可以有激情。大家理解弗里森为什么反对理论左右写作，因为在北美，后现代主义已经过于知识分子化（这与中国的情况正相反，中国的理论家们倾向于把那种无深度的、玩世不恭的、与生活方式有关的、骂骂咧咧的东西叫作后现代主义），这导致了写作的智力化与平庸化。但如果以激情为写作的出发点，则必然意味着作家必须以自我为出发点。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变乱和半个世纪的沉思与探讨，自我是否可信的确是一个问题。这涉及到人是否可以肯定自己拥有灵魂。梯姆认为有，而希尔维亚表示怀疑。从灵魂问题，大家又谈到语言问题。梯姆认为语言有其欲到达某物的愿望；语言的展开依赖其前在轨迹。他说这是德里达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在那些着力开发语言的偶然性、随意性、游戏性、自足性、津津乐道于能指和所指相脱离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肯定是大错特错的。由于在座有两位是女性，我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长期盘绕在我心中的疑问：“女权主义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大胖子约翰·克拉克不假思索地答道，女权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因为女性要争取自身的权利，必须从自我出发，而这正是后现代所反对的。但他的观点遭到了希尔维亚的反驳：她认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对于与男性平等权利的要求当然与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反对等级制度、对于男性权力话语的瓦解有关。两人的争论渐趋激烈，斯蒂芬不得不在一旁不断地打圆场。约翰转过头来向我抱怨，在大学里，女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各有各的帮派，相互之间总是争吵不休。约翰大概道出了当代西方知识界的某些实情。他本人是萨斯卡钦温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
我对他们的谈话很感兴趣，尽管他们把我带进了一个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更大的泥潭，尽管他们使我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更加模糊和混乱，但我至少明白了一点，即中国的理论家们所谈论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有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当有人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就某作家的市井小说侃侃而谈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法国文学学者刘自强教授大惑不解，并且愤愤不平。她批评说：“这哪里是后现代主义？这是道德批判。”
也许佛克马说得对，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其次是一个地理概念。“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但是通过阅读后现代主义文学，我们将知道西方世界的重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促使我们去思考。”我对后现代主义作家、诗人们并不陌生，约翰·巴斯、巴塞尔姆、罗布－格里耶、阿胥伯莱、汉德克、菲立普·拉金、安东尼·伯杰斯、恩岑斯贝格……而我最热爱的两位20世纪的小说家都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只是我从来不在乎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我想他们大概也一样不在乎。那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并不就是作为结论我们必须接受的东西；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方法、思潮不可以反驳。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如此。
